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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广州人工资涨了60倍

发布时间:2021-11-29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60年广州人工资涨了60倍


  60年广州人工资涨了60倍

  对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本本”,莫过于每月收到的工资条。

  60年前,工资以十位数计算,今天,小小的工资卡里藏着厚厚的人民币,2008年广州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5365元,是1949年的63.5倍。

  60年前,只有工资。今天,奖金、社保、公积金、代扣税……工资条上的名目有几十项。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质匮乏实行的“大锅饭”,到1956年建立按劳分配的职务等级工资制;从1993年推行多种工资制度,到现在的年薪制;收放之间折射出的是社会分配制度的进步,透视出的是对企业效率和生产者能力的尊重。

  文/记者 倪明 蒋悦飞

  实习生颜英 图/倪明

  今年79岁的王勇,是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退休干部,喜爱收藏的老伯有个工资条“档案”,记载着他的工资变化。

  1949年~1978年

  大锅饭,全国一个样

  1951年,王勇在韶关始兴县第四区府当主管财粮助理员,其中一项任务是领发工资。

  1951年1月的工资单上,王勇的工资和区委书记一样,都是13.37元,所谓的“工资条”是用复写纸复写的,只有5项:粮食费3.9元(可以买35斤大米);菜金4.5元(平均一天一角五分);服装费1.16元(攒两个月可以买件衣服);如果是女性,还多出0.16元妇卫费。当时正好是春节,还发了8角过节费,可以买一斤多猪肉。

  1955年,王勇调入广东省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每月工资60元,算当时的高薪一族。那时单位的房租只需每月一元,蔬菜只要几分一斤,按照当时制定的每人每月花费12元的标准,一家三口顶多30多元就够了,工资尚有结余。

  那时候,工资的高低都是国家“说了算”。也就是说,企业根本无权决定或调整职工的工资标准、工资定级、升级办法以及增长幅度,全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几乎统一的工资制度。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广州工人当中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工资差异取决于入职的先后,也就是说年龄决定工资差异的,个人的工作绩效和能力与工资水平关系不大。这就是“大锅饭”。

  在低工资时代,单位将企业的生老病死全部包起来,工厂、医院、住房、学校一条龙,使得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小社会。

  谁能想象到,上山下乡和工资改革能够联系起来。

  而其直接导火索则是直接导致20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巨大就业压力。1978年10月国家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大量知青返城,到1979年,广州市毕业留城学生和待业人员,以及历年上山下乡仍滞留农村的知识青年,共有31万人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一场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蓬勃兴起。

  1979年,为了应对城市就业压力,广州市依据国家关于多渠道就业的方针,实施“三结合”就业模式,即是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三者的结合。

  1978年~2001年

  打破大锅饭,浮动工资出台

  新中国60年,广州工资制度最大的变化在什么时候?“80年代。”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处长韩志荣脱口而出,在那个年代,广州市率先开展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工资制度改革。

  1984年,广州市在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进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试点,将企业劳动工资管理权限下放到企业,并在企业内部分配中试行“四浮工资”(浮动升级、浮动定级、浮动岗位津贴、浮动工资标准)。第一次,工资分配不再全国一个模式、工资调整全国统一指令,激励机制注入,让企业和个人的效率提升。

  “大锅饭”被打破,工资差别开始拉开差距:王勇此时已经在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工作了33年,1988年6月工资单上,基本工资已是154元,浮动级差是16元,加上各种补贴,包括电费补助、燃料补助、单位还发放了提价粮差33.44元,拿到手的工资有182.88元。

  在氮肥厂上班的周汝铮,工资开始大涨,在1986年,他的月工资还只是200元左右。从1987年开始,员工工资的上涨和利润挂钩,岗位工资加上利润提成,月收入已经接近1000元。

  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成为职工工资增长最快的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年人均工资由1978年的747元猛增至1990年的3597元。同时,长期以来“白住”公家房的人也开始缴纳房租、水电费了,这在单位工资条上都有所体现。

  1995年《劳动法》实施后,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依法享受工资分配自主权,企业内部工资制度由企业自主制定和实施。将企业分配权彻底交由企业,激励企业采取更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办法,依据自身岗位特点制订多种形式的薪酬管理制度。1995年,广州市的国有企业开始实施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经营者的年薪最高达40万元,最低为7200元,相差61.25倍。

  “上世纪90年代,广州人的工资条开始用电脑打印,上面多了社会保险金、公积金和代扣税等项目,并且社会保险金、公积金、代扣税的缴纳数额也在不断增长,从最初的几元到现在数百元甚至上千元。”广州一事业单位的老会计陈伯告诉记者。拿工资条上公积金这一栏来说,每个月单位都会帮你代扣代缴,到时买房、翻修、租房,只要符合条件你就可将自己和单位共同缴存的公积金余额提出来,还可用它来贷款。随着福利分房结束和货币分房的推广,现在广州人的工资条上由单位扣的房租水电一栏不少已经空缺,取而代之多了上百元的住房补贴、租房补贴等,房改已经用货币化的方式在工资条上反映出来。

  2002年——

  工资增长“慢跑”差距扩大

  政府管理部门的“放权”,激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比如职工工资的具体构成、形式和分配方法由企业决定,劳动部门只对工资总额进行管理,2000年之后,工资总额也交由企业投资者自主决定。随着权利的逐渐下放,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成为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十五”期间,广州市城市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速为8.6%,而农民年均纯收入平均增速只有6.5%;在2002年,广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1。金融保险、邮电通讯、电力烟草等国有垄断性、资源性行业工资水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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