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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为何“兴师动众”纪念郑和下西洋?

发布时间:2021-07-13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近日,中国准备大规模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一事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出,从而引出这样一个新话题:中国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地纪念一个600年前的历史人物?

  政治篇:郑和给中国软实力补钙

  近日,《德国之声》网站刊登文章“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引起周边担忧”,该文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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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专家学者的话说:“在一些分析家眼中,郑和舰队的航行却带有更多的军事色彩。对郑和下西洋的种种粉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扩张海上势力的尝试。”“许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表示忧虑,他们怀疑中国海军的战舰是否有朝一日也会和郑和舰队一样兵临城下,而美国很可能也有相同的担心。”而在另外一篇日本时事社刊登的报道中,则评价中国此番纪念郑和,一为树立海洋大国形象;二为以此体现现行路线的正确性。

  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中国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地纪念一个600年前的历史人物?

  硬实力?软实力?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2005年7月11日),我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由交通部负责牵头,外交部等15个有关部门参加的筹备领导小组。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临近纪念活动倒计时一周年——7月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外界宣布:将在北京举办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自2003年到2005年,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的航海暨海洋知识竞赛、讲座、夏令营、学术交流活动。徐祖远指出,整个纪念活动将在2005年7月达到高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新闻发布会后指出,这显然只是一种手段。中国纪念郑和的背后,是雄心壮志,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迫的无奈。向海洋找资源,找出路,中国从没有现在这样迫切。因为“中国已经意识到石油对自己的攸关重要,更意识到中国陆地可以开采的原油相当有限”。

  该专家认为,中国过去在海洋主权的主张上过于依靠历史证据,对于现实存在重视得不够,中国必须加强海上力量和对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

  硬实力在未来海洋事业中重要作用是不是郑和留给今天中国的全部遗产?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7日记者会上指出:“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和平实践,我们后人从中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和平崛起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平崛起凝聚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品德。”

  霸权之外的一种选择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纪念郑和下西洋除了说明中国对外发展将走一条和平之路,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我一到中国,就非常想到南京来看一看,因为这里是明代航海家郑和的老家,是郑和制造宝船的地方!”冰岛驻华大使埃德尔·古纳松先生是一位“郑和迷”,郑和的和平使者形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也指出:“在我的考证中,郑和的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欲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20年的7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郑和是一个出色的航海家、外交家、世界贸易家,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据我所知,英国、美国、东南亚和中东都在用各种形式纪念郑和,当然规模有大有小”,潜心研究中国海权问题多年、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许森安认为,在国际层面来讲,纪念郑和并非只为了纪念一个人,而是纪念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历史传统。“世界各国一直在寻找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霸权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他们怀念郑和并不奇怪。”

  一场需要技巧的纪念

  但也有专家认为,仅仅将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和平崛起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对应恐怕不太妥当,因为当时郑和下西洋之后恰恰中国不是崛起,而是衰落。香港时事评论员邱震海认为,郑和下西洋早于哥伦布航海将近90年,为什么后者却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此番纪念的意义应该在于此。

  既然如此规模纪念,“就应该点出对国人来讲最要害的地方,”邱震海强调,纪念的意义在于自我反省,而非自我崇拜。

  专家认为,通过纪念,国人应意识到开放心态对于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性。记者注意到,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总结郑和留给中国人宝贵经验时,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开放促进发展”。

  当然,能否保证大规模纪念郑和活动取得理想中的外宣成果,至少不被郑和当年经过地区引起误会,专家承认,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技巧的问题。

  比如邱震海就认为,宣传郑和时在用词上一定要注意。记者从接近政府对外部门工作的人士了解到一个细节,就是最近在许多场合,与“和平崛起”提法相比,提“和平发展”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位人士告诉记者,“理由很简单,崛起这个字眼火药味太浓”。

  专家指出,有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有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头脑的人,会注意中国的具体行动,中国习惯以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初衷”。(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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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篇:郑和下西洋三个争议问题至今没有句号在郑和下西洋599年之后,这段辉煌历史的争论仍然在历史学家中间不断进行。关于郑和下西洋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郑和最远处到过哪里,以及在中外交流史中对世界的认识究竟怎样。不知值此600周年纪念再度出海的人们,能否给这些争议划上句号?王道、绝患、安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出于对外宣示王道,扩展海权的需要。有专家认为,明初国势强盛,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联系,扩大海外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为宣扬国威,明成祖朱棣需要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另外也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另一种说法与明宫内乱有关。1402年“靖难之变”,“宫中火起,帝(建文)不知所终”,“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所以,有人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之一主要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杜绝后患。但学界普遍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躲藏。永乐帝在位24年间,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旧部继续威胁明朝北方边陲。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但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此说似乎也很难成立。郑和七次下西洋,只有过三次战役:一为帮助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反击偷袭,一为海盗。郑和发现了新大陆?2002年10月,英国退休的潜艇指挥官、业余航海史学家加文·孟菲斯的《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一书正式出版。他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环绕地球航行的队伍,早在15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航海家便已经发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早了92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了116年。论据是他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搜查资料时发现的一幅日期注为1459年的投影图,上面绘有非洲南部和好望角。而好望角作为一条水路通道到1497年才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投影图还有一段以中世纪腓尼基语书写、有关1420年绕好望角到佛得角群岛的航海笔记和一艘中国大帆船的图画。当然还有其他文字论据。孟菲斯的结论是,中国人通过15世纪的一系列航海活动,绘制了大致正确的世界地图,而西方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使用了15世纪、16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的前提下,由葡萄牙人完成了“发现新大陆”的壮举。如果此说属实,这将有可能改写世界航海和文明发展的历史。恐怕西方人眼中最伟大航海家将不只是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达伽马,排名顺序也将改变。但在中国的历史中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由于下西洋后,明朝海禁,郑和出使数据已丧失重要性,或不知不觉散失,或在新朝人为毁灭,所剩不多。目前剩余的文件《天妃之神灵应记》上记载:“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也记载:郑和最远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即今天的索马里、肯尼亚等地,据说目前在东非还遗有汉人血脉。带来怎样的世界观?中国历来有“王道”与“霸道”两种迥然不同的统治哲学与治国思想。儒家思想主张王道,不赞成霸道,不主张用兵对外扩张。这种统治思想一直延续到中外交往中。郑和下西洋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世界观,这也是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人们探索的一个问题。中国历朝历代对外政策,只要邻国不破坏边境安定,中国很少对外主动用兵而强调以中国的强大感召他国的臣服。明太祖朱元璋就主张:“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柔远人”,“宜德化而招徕之”。但是郑和下西洋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海权思想,史载郑和曾向明仁宗进言:“欲国家强富,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亦来自海上……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他的见解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海上贸易为手段,对海上敌国实施威慑的思想,这是中国至今为止见到的早期最为深刻的海权论述,比马汉的“海权论”早了近500年。尽管郑和使得“太宗皇帝德泽洋溢于天下”,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这段传奇也在28年之后中止了,给历史留下的只是深深的遗憾。(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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