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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8个人签生死状搞改革,让全村人的年收入翻了22倍!

发布时间:2021-01-2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带头搞分田到户,是这辈子最自豪的事

  大包干的曲折成长

  “红手印”生死状托孤后,严宏昌等人对外守口如瓶,直到第二年春天,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检查时,发现了“大包干”的秘密,这一情况随即被逐级汇报上去。

  1980年春节刚过,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实地走访后,对严宏昌说:“你干对了”。

  但是,“大包干”仍身处时代激流。1980年初,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营管理会议上,“大包干”仍然处境尴尬,国家农委表态:要贯彻中央农业政策精神,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4月底召开的芜湖会议,更是一边倒地肯定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

  直到1980年5月,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大包干”。“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大包干”终于拿到“身份证”。

人|物|名|片

  男,汉族,1949年9月9日出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个贫苦农家,初中文化,曾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队长,小岗村民委员会主任。“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民召开秘密会议,他带领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有一个“大包干”纪念馆。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有一个“大包干”纪念馆。

  一个挂满了肖像的通道,左右两边共18人,右边第一个,就是严宏昌。

  40年前的一个冬夜里,时任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牵头,与小岗村另外17个“当家的”一起,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8个人用“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大包干”由此开始。

  1979年的秋天,改变吃“大锅饭”、出勤不出力的现状仅一年,吃不上饭的小岗村迎来了最满足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大包干”。小岗村一夜翻身,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起点。

  2018年5月12日,谈及40年前的“孤注一掷”,严宏昌略显平静:“在那个环境下,每个村都可能成为小岗村,我只是刚好站在了这个节点上。”他摁灭手里的烟蒂,又点上一支,“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穷思变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大包干”之前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小岗队18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求生式创业:不想办法只能饿死

  淮河南岸凤阳县,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

  1978年,安徽省遭遇大旱,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无法进行。凤阳受自然环境影响,旱情更为普遍。那年冬天,严宏昌在凤阳县小岗村,筹谋着一场“求生式创业”。

  他家里6口人,4个小娃娃张着嘴等吃的,可村上统一分配的口粮只有一人7斤麦。

  “够吃啥?!不另外想办法就只能饿死。”5月12日,在接受采访时,严宏昌摸出一支烟,说起40年前自己做的决定,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们是梨园公社严岗大队下的一个生产队,吃大锅饭嘛,大部分人出勤不出力。”

  “人民公社”时代背景下,村民们的积极性受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岗村20户人,先分成一个组,又分成2个组、4个组,最后分成了8个组,“磨洋工”的现状还是没能得到改变。

  这一年的小岗村,几乎人人都有“副业”——要饭。父母背着幼子,哥哥牵着弟弟,近一点的到周边大队打打秋风碰运气,远一点的,拖家带口走出凤阳寻活路。

  18个红手印:把全村人绑在一起

  眼瞅着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身为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坐不住了。从秋收开始,他就不断地到处走人户串门子。1978年12月的一天,一场秘密的会议,在村头严立华家召开。

  那是个冬夜,严立华家的土房子也挡不住嗖嗖的冷风。外间熄了灯,里间昏暗的油灯下,18个影子影影绰绰地映在泥巴墙上。

  在过去40年里,公认的是,这场碰头会上诞生了著名的“红手印托孤书”。但现在回头看,当年的细节仍有可斟酌之处。如今挂在“大包干纪念馆”里的“红手印”文件,齐齐整整有21个人的名字和手印,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这个数字被反复证实为18个。

  “当时全村有20户,每家的当家人出来做主,加上我,一共有18个人按了手印。”严宏昌眯着眼睛回忆时,仍清楚记得另外2户没有到场的原因,是因为“那两家都是光棍,出门要饭去了,人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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