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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语言的桎梏

发布时间:2020-12-17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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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封面故事 > 正文 春晚语言的桎梏 2009-02-10 13:59 作者:孟静 2009年第5期

1985年,导演黄一鹤曾把春晚舞台挪到工人体育馆的巨大舞台上,马三立老先生立在幽暗处,慢悠悠地三翻四斗。没有对讲机,没有暖气,拖拖拉拉6小时,收到几麻袋的批评信。十几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上向全国观众道歉,春晚的第一次改革就此失败。

2000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小品《钟点工》

1985年,导演黄一鹤曾把春晚舞台挪到工人体育馆的巨大舞台上,马三立老先生立在幽暗处,慢悠悠地三翻四斗。没有对讲机,没有暖气,拖拖拉拉6小时,收到几麻袋的批评信。十几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上向全国观众道歉,春晚的第一次改革就此失败。

时间

1983、1984年的演员们是十分幸运的,只要观众打进电话点节目(那时有电话的人也实在是少),他们就可以无休止地唱下去、演下去,节目的随意性大到不可想象。刘晓庆和姜昆临时搭档《刘海砍樵》,王刚的服装是借来的,人们团团围坐成小型茶话会的模式,演员就坐在观众席中,需要演出时再上来。刚从政治阴霾中走出的中国人,一点点小乐子就逗得大家放声开怀。当央视有了600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厅,笑声却要靠领掌去强迫。范伟常常感叹:如果在剧场里,关了灯,只有一束追光,台下是黑的,能听到观众的笑声,那该多好?纤毫毕现的演播厅曾让他莫名地紧张。演员是很敏感的,台下观众翘个二郎腿,范伟会联想到:是不是他觉得没意思?虽然戴着麦克风,却总觉得声音还不够大,拢不住观众的神,于是演员们开始青筋暴露扯嗓子。如今作为一个旁观者,范伟也是从这条岔路上走过来的:“真的,我特想和他们说说,嗷嗷地喊,电视里不好看。”

“喊”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自身和作品的不自信,小沈阳今年没有喊,虽然《不差钱》是临时在十几天前突击出的剧本,但所有包袱都是他在二人转舞台上平时演出的那些。赵本山早期的合作者崔凯告诉我:“小品应该先养一段时间,小沈阳十几岁起就和母亲在吉林演出,每天都演,作品千锤百炼。”春晚小品一般要经过如下程序:讨论题材——作者念稿子——排练——8~10场的审查。“一个作品最多演10场,10天的孩子能有一年的孩子成熟吗?”范伟告诉我。

春晚曾经是演员们不可拒绝的舞台。“我妈都卧床起不来,一听儿子上春晚,坐那一直看到完,不得了。”范伟说。他们最怕导演笑呵呵地走过来,那就意味着“对不起了”。有一次赵安笑着走到一位演员面前,他立刻哈腰站起来:“赵导,我去买火车票。”让范伟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零点敲钟之前的最后一个节目被称作“刀口节目”,如果前面时间胀得太厉害,这个节目就要被当场拿下。有一次是6个人表演的大学生辩论会,麦克风都别上了,旁观者都为他们难受。第二次轮到潘长江的节目,前面的《卖拐》观众反应太热烈,鼓掌、大笑,把时间硬是拖长了,急得导演带着潘长江给其他演员挨个作揖,请他们一定抢出时间来。《卖拐》的开头,范伟应该骑上三圈自行车,高秀敏在后面说:“拐啦!拐啦!”范伟的表演上有个层次——由半信半疑到怀疑。为了抢时间,他只骑了半圈就下来了,因此当年在辽宁台的表演就比央视的精彩。

在成为不可替代之前,赵本山得到的表演时间通常是13分钟左右,如果实在节目需要,可以再申请。春晚的表演时间有严格把控,崔凯说,他为潘长江创作的《过河》就百般为难,总导演袁德旺要求他不超过10分钟,那是个歌舞小品,唱完歌跳完舞就已经9分钟,剩下的1分钟里要交代剧情,还要抛出好几个包袱,经过讨价还价,放宽到12分钟。基于这种考虑,《卖拐》的作者宫凯波很坦诚地告诉我,即使春晚请来郭德纲,他也没办法抖响,因为剧场里允许铺平垫稳,春晚要求扎鸡血似的,15秒一个小包袱,30秒一个大包袱,三句一个小龇牙,五句一个大咔嚓。当然现在的赵本山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年的小品他表演了25分钟,湖南的喜剧演员大兵也认为时间不是问题。

审查

“你说要采访春晚的故事,我一回想,这里面有政治智慧,有审查艺术,有朋友间的情义与误会,什么元素都有。”参加过10次春晚的范伟对我说。

1994年,赵本山准备了《儿子大了》,上京赶考。这年赵本山已经参加过4次春晚,加上家里有事,去的那天中宣部的审查已经结束。这是让范伟刻骨铭心的一次表演,在一家咖啡厅里,本山大叔演一个进城老农,穿着皮袄,背着行李,十来位导演组成员团团围坐,没有一丝笑意地看完了他们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进央视,小品没观众特难受,大家审视地看着你,笑是气场,大家都不乐,互相传染,我扑哧乐了也很唐突,我越演越紧,时间一点点走着,我们也一点点由希望到绝望。”节目演完了,他们通身大汗,文艺部主任邹友开说:“够呛,回去吧。”

崔永元讲过:中国有七大悲剧,头一条就是相声不可笑。崔凯认为,问题在于“包袱密集度虽然高,却失去了生活基础,这几年明显能听出现场有人带头笑,观众们乐得不开心、不自然”。《红高粱模特队》就是崔凯在辽南体验生活时发掘的,他在那里见识了一群乡村模特队的可爱。这个小品起初赵本山不太接受,他不知道矛盾冲突在哪,如何处理和范教练的关系,是开玩笑还是尊重他?崔凯说:“土教练和洋教练就是对文化理解上的错位。”

春晚真正的问题在于题材的自由度,对赵本山来说,已经没人再给他规定命题作文,这些年春晚不是没有改革,为了留住观众,主题先行变成笑声先行。创作过《有事您说话》的沈阳军区作家王承友告诉我:“郭冬临是上戏本科毕业,强调塑造大都市小人物,既想好玩又想要启迪。作为部队作者就更想要有主题了。”主题先行,各方各面都要照顾到,是春晚小品的特色。农民工、邻里关系、部队建设,去年的奥运、赈灾,一定要在作品中体现。像去年有个《军嫂上岛》,今年《水下除夕夜》就必须的。作者们都认为,命题作文不可怕,可怕的是简单图解命题。当没有厚实内容时,用震破耳膜的狂喊曲解情感抒发,就变成了很多相声、小品的通病。

《牛大叔提干》的作者就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崔凯,他回忆道:“我下基层县里,总是吃吃喝喝,干部们说,不是我们愿意喝,工作做得越好,来的领导越多。”刚开始彩排时有一位首长提了意见:乡是一级政府,这么乌烟瘴气不行。但阴差阳错,没人把意见传达给演员。春晚联排是逢双数,22、24、26日,28日录备播带,28日那天就是铁定要上了。26日最后审查那天,那位首长来了,一看,怎么还没改?当时通知这节目拿下。春晚演员之间最关注的事就是谁会被拿下,这消息飞遍了整个剧组。范伟和赵本山住在一个房间,那一夜,赵本山辗转反侧。此时赵本山已然成名,参加过进藏代表团,有机会结识那位首长。“我想肯定完了,砰就崩溃了,但是本山大哥特别沉着。他给首长打了电话,说去年就没上,回去没法和父老乡亲交代,再拿下元气就不好缓了,况且确实没收到通知,不是有意。首长说,不是演员的问题。赵本山建议能不能修改一下,首长同意28日那天再审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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